一、绪论

佛学研究是近代西方学术研究的新领域,其历史不过一二百年,西方学术界直 到十九世纪末才确定佛陀出现在历史上是一项事实。3 亚洲采用西方学术研究方法 与议题的佛学研究,则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才正式开始。对于近代亚洲的学术界而 言,佛教是东方的重要文化内涵,可是研究方法与议题,却必须追随西方的研究脚 步,实在是一项奇怪的历史发展。 东方的亚洲对于佛教已经认识一千多年了,而西方不过才刚开始要认识佛教; 那么东方的亚洲应该以千年以上的佛教修证成果与学术基础,运用西方的研究方 法,将佛教介绍给西方学术界,以正确地认识佛教的本质。可是近代佛学研究的历 史发展却是进行相反的历程:对佛教有深刻认识与悠久历史的中国佛学界,却追随 曾经向中国取经的日本;而日本的研究方法与议题,又跟随认识更不足而浅薄的西 方佛学学术界。这种具有悠久历史而熟稔佛教的国度,必须反向对佛教较不熟悉的 国度取法,较不熟悉的国度却又向更为陌生的西方世界取法。这是极尽嘲讽的历史 发展,也是因为近代历史中,西方挟着研究物质文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令人错 以为西方对于心灵研究的文明,也同样富有科学精神而超越东方。 如果西方对东方佛教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议题正确,那么就追求真理而言,东方 的亚洲追随西方又有何妨?中国地区的佛学研究追随日本的佛学研究,又有何妨? 但是,如果西方学术研究的方法与议题不正确,就追求真理而言,东方的亚洲放弃 本有文化的成果与根基,追随对佛教刚开始启蒙的西方错误的脚步就显得荒谬、可 笑又可怜了;至于对佛教有最深刻的认识与最悠久的历史的中国佛学界,却要反过 来追随对佛教认识不足的日本与西方,那就令人觉得更荒谬、更可笑而又更可怜了。 髻智比丘(Bhikkhu Ñāṇamoli,原名 Osbert Moore,1905-1960)在《亲近释迦牟尼 佛》一书中,对西方佛学研究的描述,正好显示西方对于佛教认识的不足与浅薄: 现在欧洲有关佛教史的文献很丰富,佛教文学与教义的作品亦然。在佛教史 学与佛教文学的领域里,已有相当程度的共识,然而这样的共识却未显现在 教义的研究上。有许多各式的研究作出来,是为了要证明佛教教导「空无」 或「恒有」;证明佛教是否定论者、实有论者、无神论者、有神论者或无一致性;佛教是改革的吠檀多学派(Vedānta);是人性主义、悲观主义、绝对 主义、多元论、一元论;是哲学、宗教或道德体系等,几乎是你要称佛教是 什么,它便是什么。4 髻智比丘是出生于英格兰的欧洲人,由于出家成为比丘,而能跳脱于西方基督 文化的立场,一窥佛教深奥的教义。髻智比丘说,西方学术界对于佛教史学与佛教 文学已有共识,而对于佛教教义的内容为何,并没有获得共识。但是,如果对于佛 教教义不能正确的认识,却说对于佛教史学与佛教文学能够获得共识,其实是不可 能的。因为教义是根本,史学与文学是枝末;对于佛教所教导的,到底是「空无」 或「恒有」都不能确定,如何能够确认佛教史学的内容与目的呢?又如何能够正确 认识佛教文学所要传达的意涵呢?如果对于佛教教义仍然处于「几乎是你要称佛教 是什么,它便是什么」的阶段,表示西方学术界对于佛教仍然是处于一无所知的状 态。那么对于佛教史学的研究成果,极可能成为对于佛教历史的想象,而不是佛教 的真正历史。那么对于佛教文学的解读与诠释,也必然是想象中的意涵,而不是佛 教真正所要表达的意涵。因此,髻智比丘对于西方学术研究的描述,正好显示所有 西方佛学学术研究仍然处于萌芽的阶段,尚不能达到最终定论的阶段。那么现在所 有仍然采取跟随西方佛学研究脚步的日本与中国的佛学学术界,其佛学学术研究的 成果,也必然仍处于尚不能达到最终结论的萌芽阶段。 对于近一二百年惯于运用西方研究方法于佛学学术研究的反省与检讨,是个极 少人从事研究的议题,但却是范围广阔而且是极为重要的议题。因为这将涉及所有 采用西方研究方法的佛学研究成果,其效度是否可靠的重大问题。本文所采用的研 究策略,系以评论的方式,选取运用西方研究方法作为主要方法的学者进行评论, 以限定研究的范围与议题。 本文将对吕凯文所著〈从两类《央掘魔罗经》探讨声闻经大乘化的诠释学策略〉 (以下略称为「该文」)进行评论。该文发表于台湾大学文学院佛学研究中心,2006 年 7 月出版的《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 11 期,页 31-83。吕凯文于该文中采用典型 的西方佛学研究方法—文本对比的经文批判方法,进行《央掘魔罗经》的对比研 究与诠释学策略的研究。该项研究方法是佛教文学的研究方法,但同时也涉及对于 佛教史学与佛教教义的判读。笔者认为不论是佛教文学的研究方法,或是对于佛教史学的判读,皆应该是基于佛教教义基本理论的理解。由于该文同时涉及佛教教义、 佛教历史与佛教文学等三个彼此影响的议题,正好适合本文进行佛学研究的评论, 因此便选取该文作为评论的目标。 由于该文系吕凯文「对比、诠释与典范转移」系列论文后,所发表的论文。所 以,该文中引用〈对比、诠释与典范转移(1):两种佛教典范下的郁伽长者〉5(以 下略称为「该文(1)」)的研究成果,作为概念基础。本文在评论该文所阐述的基本 概念时,为澄清其基本概念,则必须引用该文(1)的部分内容,以进行评论。但是, 本文在篇幅限制的考量下,无法充分而完整的评论,只能选择数段文字,局限于以 下数项议题:一、新旧佛教之谬误,
二、共不共量性之谬误,三、分类定义的谬误, 四、隐匿文献证据之谬误,五、畏惧佛教义理之谬误,六、以基督教释经学解构佛 教之谬误,七、错解格式塔图的谬误,八、生物拟态之谬误。对于上述的议题,同 样基于篇幅的限制,不能全数列举其文字而说明,只能择一段而略予申论。其余的 议题,则皆不列入本文的评论范围。 本文于标题所设立的研究范围「阿含部诸经」,系将北传《阿含经》、别译经与 单本经归于「阿含部」中。但是,因为该文中亦将南传《尼柯耶》(nikaya)《中部 ‧86 经》作为讨论的文献证据,也是广义的《阿含经》,因此综合南北传经典而称 之为「阿含部诸经」。因此,本文将以学术界所共许的「阿含部诸经」作为经典引用 的范围,以为佛教教义的立论基础。


3 髻智比丘著,《亲近释迦牟尼佛》,城邦文化(台北),2006,页 7。
4 髻智比丘著,《亲近释迦牟尼佛》,城邦文化(台北),2006,页 8。
5 吕凯文著,〈对比、诠释与典范转移:两种佛教典范下的郁伽长者〉,《正观》第 34 期,正
观杂志社(南投),2005,页 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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